当时尚之风穿过时光隧道席卷而来，我们对穿衣打扮有了更多的选择。而最具东方魅力的旗袍，带着二三十年代旧上海发黄的月份牌的气味，带着张爱玲的才情和幽怨，带着一段将忘未忘的历史，向我们走来。我几乎不敢相信，有一天旗袍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就像超级市场货架上的商品，只要你喜欢，就唾手可得。

风行于上一世纪20年代的旗袍，脱胎于清代满族妇女服装，由汉族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而定型。当时还没有专业的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的变化经历千万个女人的锤炼，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不断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长短、开衩高矮等，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以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为当时的女性解放立下了不可忽视的功劳。

我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顶礼膜拜的女人，对东方女人近一个世纪以来引以为傲的旗袍更是痴迷。打开衣柜，总会看到几套像模像样的旗袍。只是旗袍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远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女人高举“女权主义”的伟大旗帜，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与男人一争高下，美丽而纤弱的旗袍似乎难以承载如此沉重的社会压力。它对于许多中国女人来说，便成了一种向往、一种想象。因为我总不能穿着它去挤公共汽车，或骑上摩托车风里来雨里去的忙碌奔波，更不可能穿上它去菜市场讨价还价，或者走进厨房侍弄那些柴米油盐。所以，大多数时候，旗袍总不及粗犷的“牛仔”，不及简约干脆的职业套装，不及轻松随和的休闲服。然而我依然衷情于旗袍，就像衷情于夏天午后偶尔在街角的树顶上传来的几声蝉鸣，和老屋深处飘然而来的几缕淡淡的幽香。有了旗袍的衣柜，才算真正的衣柜，即使穿在身上的机会极少，我也要为这个“极少”去默契坚守。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旗袍竟随机应变地演化成一种制服，每当我在酒店饭馆看见那些穿在服务员身上的旗袍，心里就涌起一股淡淡的忧伤。诚然，这也是一种发展，就像过去养在深闺的女人，旗袍也有幸走出历史的深宅大院，理直气壮地接受世人的检阅。后来，偶然在一些场合，看见几个身着旗袍的女人的身影，在时尚的灯影里浮浮沉沉。旗袍里的女人，不再娇柔，不再安静，更少了那种一直以来令我心痴神迷的懒散和幽怨。那是一群行走在城市边缘的年轻女孩，旗袍对于她们来说，是一种另类的体验，也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女性意识的颠覆。她们大多喜欢染着金黄的头发、嘴里嚼着口香糖，或者在“的士高”的背景音乐下摇摆。

我终于理解了美女作家卫慧为什么那么喜欢旗袍，也理解了她为什么把旗袍里的身体大胆地展示在外国男人面前。她说，她最喜欢听着真丝做的旗袍在她的身体上撕裂的声音。我想她也许是因为遗憾，也许是因为向往。在传统也前卫之间，她选择了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我甚至可以想象，当她听着旗袍在她身上破碎的声音时，怀着一种怎样的又爱又恨的心情。

自从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播出后，我对旗袍有了更深的认识。张曼玉的魅力除了她与众不同的气质和天生一个“旗袍胎子”外，戏里面那几十套花样翻新的旗袍更加功不可没。下着毛毛雨的晚上，昏黄的街灯，幽深的小巷，身着旗袍的女人禹禹独行的身影……首先吸引我的一定是那套旗袍，我的想象也会不由自主地随着它展开，然后，当那个穿着旗袍的身影在银幕里消失，我的想象也戛然而止。故事的情节，我已忘记得差不多了，就像现实生活中许多无足挂齿的细节，早已伴着岁月的尘埃随风而逝。我唯一记得的还是那些旗袍，以及旗袍带给我的想象。

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也有几家旗袍专门店，如“嘉和丝路”、“鱼”、“犁人坊”等等。但我更喜欢自己做旗袍，我常常为了寻找一块称心的布料走遍大街小巷。那是一个寻梦的过程，有失落也有惊喜。然后，在城市深处，总有一两家老式的裁衣店，屋顶上旋转着不快不慢的吊扇，我和戴着老花眼镜的老裁缝说着不快不慢的话。用什么钮扣，滚什么样的花边，在哪个地方绣个怎样的图案。我随心所欲地在整个旗袍的制作过程中渗透自己的创造，那感觉，就像精心经营一篇小说一样快乐。

我喜欢在一个清闲的早晨，或者午后，穿上旗袍，不为应对什么场合，也不用刻意穿给谁看。泡一杯淡茶，叼一根香烟，窗外是碧蓝的天空，也许还有鸟鸣，都市的喧嚣变得遥远，我坐在电脑前，思考，或者写作。更多的时候，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我的脑海只剩下一片虚无，一片宁静，那就是旗袍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