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有旗袍么？

提问的是一批外国少年。时间虽然在7年前的1998年，可它一直萦绕我的心头。

那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第一次走出欧洲，来到上海。我们开辟了一档《世界中学生看上海》的特别节目，其中有个内容是邀请外国中学生到上海中学生家做客。那天的联系不顺利，不是这个没有空，就是那个已有安排。总算谢天谢地，奥地利队晚上有时间。教练问队员，谁愿意去？队员转而问我们：我们去的中国人家里，有旗袍么？

我们连忙回答：有有有。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旗袍，就像日本人的家里都有和服一样。

这番撒谎真是迫不得已。本来定好下午就拍，可到太阳落山刚找到拍摄对象。不说那户候客的上海人家已望穿秋水盼了七八个小时，如果这批奥地利学生不去的话，明天的节目就面临开天窗的危险。

一听说能见到旗袍，奥地利的少男少女争先恐后，一个个举手报名。

车开了。我们感到无比庆幸和聊以自慰的是，那些小老外提出的是要看中国人的旗袍，而不是要看中国人的小辫和小脚。可问题是：那一家是否能拿出旗袍？是否能同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和朝鲜那样，家家都拿得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服装来？

我的家里倒有一件真丝旗袍，是我母亲给我女儿的。旗袍是她年轻时做的，时光过去50多年，面料还是那么的光洁和鲜亮；做工还是那么的好，没什么脱线和掉袢的。

旗袍有连袖、装袖、装袖开肩缝等式样，领挺腰收，紧身开叉，既能充分显示女性的婀娜身材，又不失端正和雅致。在上世纪20年代，旗袍在上海可是领过风骚的。当时有文章写道：“近日旗袍盛行，摩登女士，争效满装，此犹赵武灵王之服胡服，出于自动，非被强迫而然者。”有识之士认为：“我们从这里也可看出当时的风尚，而中国女子思想的激进，这里也有线索可寻。打倒了富于封建色彩的短袄长裙，使中国新女性在服装上先获得了解放。”并由此点道，“像今日中国的女子在国际上已获有的地位一样，旗袍也是世界女子服装界的一支新军了。”这么看来，旗袍就成了一面开放革新和反潮流的旗帜了。

打有记忆到“文革”结束，在生活中没见有人穿旗袍；所见的，只是在电影里。就是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全上海600多家服装鞋帽专业商店中，专门做旗袍的只有龙凤和绿叶两家。去做旗袍的，除了演员做演出服，就是老外和海外华人。又过了10多年，就连演员做旗袍都有了困难。我认识一位上海评弹团的青年女演员，国庆45周年时，她还进中南海为***、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过。

她对我说，现在是旗袍难做。一是做旗袍的裁缝越来越少了，二是做旗袍的钱越来越贵了。团里只做两件演出用的旗袍，而一本书一般要说15天，倘若一个听众天天来，你起码要有15件旗袍吧。在我采访她的1996年，做旗袍的工钱就从每件30元涨到了50元。

旗袍一方面是离我们远了，一方面却又离我们近了。它出风头的地方，移至时装表演的T台、仪式、餐饮和娱乐场所的小姐。她们的旗袍有个特点，下摆开叉的高度，足以让《子夜》里的老爷子昏厥之后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旗袍有人穿是比没人穿要好，假如穿的不是个地方，那还不如不穿。

旗袍原为清代满洲旗人妇女所穿的一种服装，辛亥革命后也成为汉族妇女的普遍穿着。于是，它也变成中国女性服饰的一个代表作，实际上也成为中国文化象征的一个重要语汇。老外们想通过中国人的旗袍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我们要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代表和展示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及本质的符号和形象。如同人们提及和服，必定想起大和民族；一说起菊花和刀，必定生发出有关这个民族的精神、性格和气质来。按照美国教授W·爱伯哈德的说法，观察和研读这些符号和形象，是能够获得“比一般语言有更深入的效果，表达意义的细微差别以及隐含的东西更加丰富。从而，对别的领域也能有所启发”。

日本女孩在3至5岁时要过“三五七”节，过节必穿和服，但大多数人家的和服是租的。因为孩子还小还要长个，买就不太划算。到了女孩在20岁过成人节，那80％以上是要买一套和服的。日本人穿和服，多在庄严隆重的场合，譬如，参加婚礼、重要的PARTY等。韩国人也是这样，婚礼等重大活动多穿本民族的传统服装。

记得那天，到了那户上海人家后，奥地利的少男少女又是学烧中国菜，又是弹琴跳舞唱歌；始终没人提出要看看中国人的旗袍，不知道是不是孩子们一时忘记了。后来我想，如果这帮外国孩子当场真的要看看中国的旗袍，那家人家是否能拿得出来呢？

这么多年来，“你家有旗袍吗？”这句问话隐隐约约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一个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