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上海人爱美。　

束身旗袍，流苏披肩，阴暗的花纹里透着阴霾，这是记忆中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女人，婀娜摇曳，楚楚动人，却透着天然的忧郁。这也是我对上海女人最初印象的来源。那时，一心读书，世面少见，只能从张爱玲华美的文字里想象着上海名媛名太们穿着高贵的旗袍，在十里洋场招摇过市的娟秀和诗意。旗袍的确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经典之作，它把上海女人原本纤身的腰身勾勒得更加细致更加苗条了。　

据说，二十年代“革命旗袍”刚登陆上海时，袍宽袖大，装饰繁复，穿在身上甚至有些雌雄莫辨。但细心的上海摩登女郎并不甘于此，她们别出心裁地在旗袍外面套上一件无袖马甲，马甲一套，感觉大变，新式旗袍迅速风靡，溢满整个上海滩。从此，这种改良装束伴随上海女人走过了几十载芳华，潮起潮落，时世变迁，上海女人和旗袍却自顾自地代代相传，领子由低到高再到低，到再低；下摆短了又长长了又短，到再短；袖子由窄到长再到无；侧衩低了，又高了……折腾到最后，中西合璧的审美品格也进驻旗袍，成为上海人新时代品质了。　

其实，我要说的是上海人，而不是旗袍。那么，有关旗袍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就不必多言，对于旗袍的开衩应该低到膝盖还是高至臀下，到底配西式蕾丝衬裙好看还是配休闲喇叭裤好看，也不一一赘述。反正，上海女人爱旗袍，上海男人爱穿旗袍的女人，必然也爱旗袍。看到《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的旗袍风情，赵薇感叹“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穿旗袍的”，同理，在中国辽阔大地上，也不是每个城市都能像上海一样把满人旗袍改造得如此美伦美奂，并堂而皇之成为城市招牌的，但上海能，上海人能，只因上海人爱美。　

数九寒冬，北方人到上海，都大嚷“冷得够呛”，而上海人呢？照样丝袜绸缎，薄衣短褂，天冷是天的事，我身材窈窕动作活络要紧。至于丝棉，那只是垂垂老者才纡尊迁就的。从炎炎夏日到白雪纷飞，上海滩男男女女咬紧牙关挺胸健步，潇洒苗条坚持不败。手背脚踵都生了冻疮，“勿冷勿冷，我是勿怕冷格”，嘴唇分明乌黑发紫，微微发抖，心底却还在暗暗较劲谁穿得更美。有沪谚作证：若要俏，冻得格格叫。　

说了上海人的美，不得不说说上海人坚韧能干的品质。　这是掩映在旗袍华美之下的上海人可贵的乡土风情和草根风骨。　

说上海是“乡土”和“草根”，的确有些对不起风情万种的高楼大厦和绚烂迷离的灯红酒绿。不过真正沉积的上海人精神不全是这些浮华，这一点，上海作家王安忆的作品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们。王安忆是上海人，生于斯长于斯，上海风土人情溢满了她的笔端。她喜欢沉醉在老上海的弄堂里巷中，用女性的体贴和细致，关照忙于一粥一饭、喜欢锱珠必较的草根平民。石库门里面刷马桶、烧小菜，洗尽铅华的上海就是她的“乡土”。她把上海人掰开了揉碎了，研磨，再提炼成人物，或放到具有腐蚀性的庸常生活中，或投入天翻地覆的时代沧桑里，浸泡、提纯，让他们闪耀出超越时代的光芒。那便是上海人的精神和品质。　

在王安忆早期作品《流逝》中，女主人公端丽从坐享其成的少奶奶变成备受磨难的一家人的主心骨和精神支柱。当全家人在打击面前萎靡不振或随波逐流的时候，一直小鸟依人的她出人意料地爆发出了强悍的生命力。她算计着变卖东西，帮人带孩子，像“工厂间阿姨”一样凌晨顶着寒风到菜市场采买一家人的吃喝。在王安忆后来倾心创作的长篇《长恨歌》中，“端丽”式的上海人品质在王琦瑶身上又有了延伸。从小家碧玉到上海名媛，王琦瑶在旧上海的十里洋场如鱼得水，若不是沧桑巨变，她理当毫无悬念地做电影明星，或嫁豪门贵族，在上流社会里摇曳生姿。但偏偏命运不济，遭际凄苦，她连享受普通正常生活的机会都没有。像端丽一样坚韧的王琦瑶顽强地适应着变化的生活。不仅如此，她还在可能的范围内改造着自己的生活，她和遭际相同的人搭帮，用最简陋的材质做西餐，压低了声音听老式唱片，甚至跳交际舞。那些朝不保夕的人始终紧紧搂抱在一起，在熟悉的温度里尽量有尊严地生活着。　

坚韧而又圆润。在生活的暴力面前决不以卵击石，而是巧妙地选择适应与拒绝，身处夹缝却游刃有余。这就是王安忆通过上海草根平民形象对上海人品质做出的概括性梳理。而在经济快还发展的今天，上海人也用他们坚韧拼搏的精神风骨给我们写下了上海人的传奇。　

曾读到过一个当年在东北兵团的北京人对上海知青的回忆，大体是说：上海知青大多没什么背景，但他们自我料理能力强，干净，办事有规律、有准备。很多人靠一技之长（例如会修收音机、会写美术字等）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调到较好的工作岗位。又想起一次到上海出差时，一位精神又精明的上海出租司机对上海人的间接评价：“看到报纸上登形形色色自杀的消息吧？告诉你，没一个上海人。上海人不会让自己走上绝路，上海人总有办法对付的。自杀？上海人不干的，那都是乡下人。”　

是吧？上海人总有办法对付的。因美丽而可爱，因坚韧而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