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公演的影片《花样年华》里，张曼玉演绎的二十六款旗袍的典雅妙曼，于女性的心底埋下了伏笔。三月里经春风一吹，便有身着按剧照定做的各色旗袍的女子，如花似玉地徜徉在都市朦胧的霓虹灯下和灿烂的阳光里，让世纪之交的怀旧者，于时尚风流中又品味出迷人的韵味和历史的陈香。

《辞海》释文说，旗袍是“清满洲旗人妇女所穿的一种服装。下摆不开叉，衣袖八寸至一尺。衣边绣有彩绿。辛亥革命后，汉族妇女也普遍采用”。视旗袍由旗女之袍而来，有望文生义之嫌。近人徐珂溯其源，“八旗妇女衣皆连裳，不分上下，盖即古人男子有裳、妇人无裳之遗制也。”

笔者查证，化繁为简的新式旗袍等时装之初级阶段，孕育于清朝顺、康年间江浙一带。当时“上海繁华甲于全国，一衣一服，日出新裁，有由繁琐而趋于简便者，亦足见文化之日进也。衣由宽腰博带，变而为轻裾短袖。”（《清稗类钞·江浙人之服饰》）。

从光绪、宣统年间上海时尚女子的照片上看，也多有“身若束薪，衣长过踝，而袖短露肘，外披西式之大衣”者，这种旗袍配穿外套的着装形式，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发展成海派经典。宋庆龄、宋美龄当年都留下过旗袍外穿对襟毛线背心或大衣的时尚照片。

新式旗袍经不断改良完善，在一九三五年前后上海文人营造的鸳鸯蝴蝶梦里走进了它的黄金时代，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服饰代表作。张爱玲写于一九四三年七月的小说《心经》，回顾十五年前一个粉光脂艳头发剃成男式的老上海时髦妇人，穿的是一袭“苹果绿水钻盘花短旗袍”，张氏没有细述旗袍款式，从现存当时月份牌上的时装美女画看，当是收腰、高叉、紧身、长到衣边扫地的那种。是时西风东渐，此前流行过的“倒大袖”（袖子上窄口宽如喇叭状）和不显腰身的款式已随风而逝了。

民宅里巷都凝结着庄严肃穆之气的北京此时没有追上旗袍的时髦。大红织锦、重色滚边、翠绿提花的面料上还褪不尽矜持傲睨的皇城作风。有位北京大鼓艺人叫秀莲的，一九三八年在老舍的小说里一掀帘子出场时，着一件短袖口镶一遭白色图案花边的绉纱黑旗袍。当年北人服装大抵如此，曹禺的话剧《雷雨》里的周繁漪，也通身黑色，旗袍镶着灰银色的花边。难怪上海大明星胡蝶女士对从北京来沪的一位豪门太太穿大红织锦的滚边旗袍学跳狐步舞，感到不可思议。

风情万种的旗袍也曾遭遇过一个时代的嘲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和大跃进浪潮，荡涤了旗袍悠闲、舒适的生存空间。此后，这种在诞生之初曾带有革命色彩的新潮服装，又在“文革”中沦为需要破除的“四旧”。

拂去历史的烟尘，细读旗袍的现代之美，须如张爱玲所嘱“远看色，近看款”。南北文化交融及多侧面多方位与国际接轨，使旗袍的色调已不拘一格：樱桃红、蟹青、海蓝、杏黄、烟紫等，也有人敢穿着“闪亮登场”。据介绍，备受市场青睐的艺术类旗袍，经人工在真丝面料上描胶、染色、蒸压、水洗，有着印花工艺所无法达到的色彩写意性，保证了单件作品的不可复制，让时尚女子拥有了“最写意的这一件”。

百年旗袍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在其基本特征上不断糅合时尚元素和时代观念改良款式的结果。乃至与欧式晚礼服的部分样式嫁接，使这一传统服装不仅能穿出中国的山水韵律，还洋溢着开放开朗的浓郁气息。著名影星巩俐去年二月应邀担任第五十届柏林影展评审团主席，身着一款以此种方式改良的粉玫色旗袍短礼服，配以黑色裤装，浓纤合宜，风华万千。外电评价说，巩俐“在各国导演出席的颁奖晚会上，呈现了东方人的聪慧灵气和国家特色”。

即便我们中的更多人没有机会像巩俐那样展示国色，也可以在寻常的日子穿一袭旗袍。不妨再回到《花样年华》里看看：半鬈着烫发，已经不很年轻的张曼玉穿着浅蓝格子的旗袍，滚边的元宝立领，蝴蝶状的盘扣，一只保温桶拎在修长的手中，沿着古老的台阶悠然走去。你也许会和那位房东一样带几分妒意地说：买碗面也穿得这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