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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炫目 谢幕冷清: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

2015/10/29作者/楚梦阅读人次/8839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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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石评梅、庐隐、冰心、苏雪林、凌叔华、丁玲、沉樱、谢冰莹、林徽因、陆小曼、萧红、梅娘、苏青、张爱玲等,她们构成了民国时期一道亮丽、独特、色彩斑斓的风景。这些才女们以文学为筹码,在民国的舞台上潇洒亮相,引起了无数人的驻足欣赏,引发了比她们作品更为精彩离奇的遭…

出场炫目 谢幕冷清: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

近年来,笔者有意无意间阅读了大量民国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不由自主地为她们的才华所倾倒,也不由自主地寻找与她们有关的资料、传记进行了解,对她们的创作、人生和命运进行思考。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民国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民国女作家在这样的环境下破茧而出,上世纪20至40年代,短短不到30年时间里,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陈衡哲、石评梅、庐隐、冰心、苏雪林、凌叔华、丁玲、沉樱、谢冰莹、林徽因、陆小曼、萧红、梅娘、苏青、张爱玲等,她们构成了民国时期一道亮丽、独特、色彩斑斓的风景。这些才女们以文学为筹码,在民国的舞台上潇洒亮相,引起了无数人的驻足欣赏,引发了比她们作品更为精彩离奇的遭遇。

她们为历史增添了丰富内容,也为后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小雨点》(陈衡哲)、涛语》(石评梅)、海滨故人》女人的心》(庐隐)、《繁星》《寄小读者》(冰心)、《绿天》《棘心》(苏雪林)、《花之寺》《女人》(凌叔华)、《莎菲女士的日记》《自杀日记》(丁玲)……无一不是那个时代青年读者爱不释手的佳作,不少作品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芒。

出场炫目 谢幕冷清: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
一九二六年丁玲在上海

革命者丁玲

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开篇这样写道:青年男子谁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不爱怀春?才华出众的民国才女们,情感世界自然不会单调乏味。萧红属于典型的敢爱敢恨型才女,而她的朋友——丁玲情感生活的丰富与复杂,一点不逊于萧。丁玲有迹可查的恋情共有四段:胡也频、冯雪峰、冯达、陈明。

1924年,丁玲来到北平。不久便结识了青年编辑和革命青年胡也频。胡也频苦苦追求,特别是借了钱追到湖南,看望因遭遇不测而沉浸在痛苦中的丁玲母女,终于敲开了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可好景不长,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丁玲的第一段恋情便以这样残酷的方式结束了。

丁玲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冯渊博的知识和不凡的谈吐以及对革命前途的美好描述,让丁玲神魂颠倒。性格开朗的丁玲竟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果然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怎么相处,次日胡也频接受劝说,

又回到了杭州。这段“三人行”最终以冯雪峰离开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和好如初而告终。(沈从文《记丁玲》)其实,丁玲一直钟情冯雪峰,即使在冯雪峰结婚后,丁玲还向他发起过多次猛烈的爱情攻势,但被理智的冯雪峰拒绝了。正如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在写给冯雪峰那封曾轰动上海滩的《不算情书》中所表露的那样,如果当时冯雪峰勇敢一点,即便她已和胡也频在一起了,她也会义无反顾地跟着冯私奔的。即使不私奔,只要冯愿意,丁玲也会毫不犹豫地献身于冯。

之后,丁玲又认识了英文翻译兼革命者冯达,并且很快坠入情网。他们于1931年11月住在了一起,后来结婚,一起生活了三年。1933年5月14日,丁玲和冯达在家中同时被捕,冯达很快叛变了。国民党为了感化丁玲,在狱中没有苛待她,她被允许一直和冯达住在一起。很快,狱中的丁玲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一个女婴。出狱后,丁玲离开冯达前往延安,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丁玲与冯达的这段恋情,是丁玲心中最为忌讳的伤疤,也是她长期以来在党内遭受诟病的主因。

丁玲来到延安之后,爱上了比她小13岁的陈明,并不顾众人反对,开始了“丁玲式”的强大爱情攻势。终于,他们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陈明是最终陪伴丁玲走完人生之路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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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关于丁玲的感情生活,还有不少传说,有的或许是捕风捉影,但并不全是空穴来风。丁玲曾经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人物有过亲切交往。晚年的丁玲说:“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毛泽东)一往情深。”(盛夏《毛泽东与周扬》)丁玲是把革命和爱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女作家,她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革命和爱情是可以两不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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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隐

为爱而生的庐隐

庐隐是一位特立独行、为爱不顾一切的人。这样的女人,即使放到现在,也不多见。

1916年,在北京求学的庐隐寄居北京舅父家时,与邻居林鸿俊相识,基于相互同情发展为恋爱关系,这是庐隐的初恋。她把他们的恋爱经历写成七八千字的文言文小说《隐娘小传》,可见对这份感情的投入程度。随着接触的增多,庐隐觉得林鸿俊思想平庸,两人对人生的看法一天天相去甚远,感情也日渐恶化,终于在1921年解除婚约。

之后,庐隐在投身学生运动时,认识了北大学生郭梦良,由于欣赏郭的才华和学识,庐隐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个在故乡福州有妻室的男人。她写信给郭梦良说:“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不久他们便开始同居,1923年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可郭家却长久不承认这桩婚事。与有妇之夫相恋、结婚,即便在婚恋观念相对开放的民国也是十足大胆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庐隐因此遭受了许多白眼与侮辱。可是,庐隐仍以一己之力,对抗双方家庭和整个社会的重重压力,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妥协。她在《一个情妇的日记》里表达了爱情的坚定立场:“我是这样一个热情的固执的女孩儿,我爱他,我永远只爱他,在我一生里,我只追求一件事,一切的困苦羞辱,我愿意服帖地爱,我只要能占有他——心和身,我变粉身碎骨都情愿。”这与她的爱情观和她对爱情的执着有关。她说:有人称我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男女的恋爱而已。她认为爱情的条件有三点:一是彼此深切了解;二是性情合得来;三是有为了爱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庐隐自传》)

1925年,丈夫病逝,留下不满周岁的女儿,庐隐扶灵回到婆家。可换来的依然是白眼和冷遇。这个一向坚强的女人,终于支撑不住了,整日以泪洗面,以酒解愁。1928年,庐隐认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李唯建,比她小10岁的李唯建开始疯狂追求庐隐。庐隐开始无论如何不肯答应,她还没有从丧夫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不确定李对她是否是真爱。“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李的表白终于点燃了庐隐心中的爱火,他们于1930年东渡日本结婚,次年生下女儿。1934年庐隐再次临盆,她本该去医院分娩的,可他们为了节省费用,只花小钱请了一个接生婆,然而,接生婆不小心把她的子宫划破了,导致失血过多去世。一个天才作家的生命,就这样终结在36岁的路途上。

为爱而生,也为爱而死——庐隐可谓是民国时代爱得最坚决、最彻底、最纯粹的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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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梅

石评梅:始于热烈,止于哀痛

石评梅的爱情始于热烈,止于哀痛。她的故事让人敬意尤生,扼腕长叹。与其他才女一样,石评梅的初恋也是无拘无束的。1923年秋,石评梅在北京女高师范毕业后,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她爱上了外交部职员吴天放,并与吴诗词唱和,情意绵绵。可一日,石评梅发现对方已有妻室,吴天放并无离婚再娶的意思之后,石评梅不顾吴的威逼利诱(如公开石写给吴的情书),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份爱情。初恋的打击让石评梅紧紧关闭了感情的大门,不再相信爱情。

高君宇是一位革命者,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1年他们在一次同乡会上认识,两人往来不久,高君宇就坠入了情网——石评梅不仅相貌出众,才华更是让高君宇拍案叫绝。尽管石评梅也爱对方,但初恋失败的阴影仍挥之不去,她拒绝了高君宇。高并未气馁,他要用真挚的感情来打动石评梅。他在香山采摘了一片红叶,在红叶背面写上“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寄与石评梅。

虽然石评梅敬重高君宇的才华与胆识,但又不敢轻易允诺,又把红叶寄了回去,并在红叶反面写道:“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不久,高君宇又从广州给石评梅寄了一对象牙戒指中的一只,象征两人纯洁而坚贞的感情。这一次石评梅郑重地接受了那枚戒指。从此他们的手指上各戴一枚纯洁如玉的象牙戒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正当石评梅准备把自己完全交给这位恋人时,1925年3月,高君宇因过度劳累,一病不起,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这个消息对石评梅犹如晴天霹雳,她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去世后,石评梅写下了诸多怀念君宇,诉说衷肠的文章,可谓字字滴血、声声含泪。如《涛语》系列、《纵情寄向黄泉》《我只会独葬荒丘》《肠断心碎泪成冰》《梦回寂寂残灯后》《墓畔哀歌》等。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9月30日亦死于当年高君宇病逝的协和医院。她死后,友人们根据其生前曾表示的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尸骨葬在高君宇墓畔。

出场炫目 谢幕冷清: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
凌叔华、林徽因、陆小曼

凌叔华、林徽因、陆小曼的“八宝箱之争”

林徽因与陆小曼的出名,与其说是她们的才华和美貌,还不如说是因为大诗人徐志摩。提到林徽因就必然要提陆小曼,陆小曼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诗和散文都写得很有灵气,山水画更是独具特色。陆小曼与徐志摩的爱情不仅在当时轰动京沪,就算放在今天,也让世上有情人羡慕不已。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父母之命还很难违抗,而陆小曼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徐志摩恋爱,还义无反顾与丈夫离婚。虽然陆的第一任丈夫王赓并非出身豪门,但也曾留学美国,回国后身居高位,可谓前途无量。陆小曼不仅离婚了,而且离得高调,世人皆知。徐志摩遇难后,陆小曼大病一场,卧床一月有余,病愈后写出了《哭摩》等痛彻心扉的悼念文章:“摩!别说是你,就怕是苍天也不知道我现在的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伤!从前听人说‘心痛’,我想人的心怎会觉得痛,这不过是说说好玩而已,谁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尝着这一阵阵心中绞痛似的味儿了。”(《哭摩》)在所有悼念和回忆徐志摩的文章中,陆小曼的最为出彩,倘若她对徐志摩爱得不够深,是绝对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

与徐志摩关系密切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凌叔华。凌叔华出身于广东番禺的一个官宦人家,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同榜进士,民国后任北洋政界约法会议员。凌叔华很早就显露出艺术天赋,她曾随慈禧太后宠爱的宫廷画师学习绘画,还受到过被称为文化艺术界“一代怪杰”的辜鸿铭的教育,很早便打下了古典诗词和英文的基础。她一度在自己居住的院内举办当时画家名流的聚会,被称为“小姐家的大书房”,这间书房比林徽因办的“太太的客厅”还要早十多年,在当时名气更响亮。

据说徐父很满意凌叔华,想要她做儿媳,可由于阴差阳错,她与徐志摩失之交臂。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接到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次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去看望徐志摩,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亦同时前往。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当父亲到来时,说:“叔华有信。”然后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徐申如打开信,站在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便失了声色。

序幕一拉开,故事的发展便逼得主角们不得不将剧情延续下去。不久后,陆小曼与王赓离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正是这封“阴错阳差”的信让徐、陆不得不快刀斩乱麻,作出唯一的抉择。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韩石山《难忘徐志摩》)这恐怕是凌叔华为了挽回面子,欲盖弥彰之言。

此外,徐志摩交给凌叔华的“八宝箱”也足以证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凌和林、陆因为“八宝箱”之争,彼此友谊中断,互不往来。“八宝箱”是徐志摩保管在凌叔华处的他的日记(包括陆小曼的日记)、手稿等重要资料,徐的日记是在英国所写,因涉及林徽因,不想让陆小曼看到,而陆的日记中又有骂林的话,不想让林徽因看到,于是便委托凌叔华这位他最信任的朋友保管。徐遇难后,林徽因、陆小曼开始了争夺“八宝箱”的战斗,最终由胡适出面,强迫凌叔华将“八宝箱”给了林徽因,从此给另外两个女人留下了心底的伤痛。凌叔华一直觉得她对不起徐志摩,陆小曼觉得作为徐志摩的合法妻子,徐的遗物理应归属于她。正如韩石山先生所说,从情理上讲,凌叔华是最有资格保管这批遗物的;从法律上讲,陆小曼最有资格获得这批遗物,可最终这批遗物却交给了林徽因。胡适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有失公允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人是多么地纵容林徽因。

作为中国最早的女作家、女学者,亦是中国第一位留洋女硕士、女教授的陈哲衡,是一位相对理性和严肃的女性,可她和大学者胡适之间,仍然有着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凌叔华这样一位理性的、把自己包裹得十分严实、把名誉看得十分重要的女教授,也发生了婚外情的故事。她在武汉大学时曾经爱过一位来自英国的洋教授朱利安,据说爱得死去活来,这段婚外情当时在武大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以朱利安仓皇逃离而结束。就连冰心这样单纯、朴实的女人,也曾经仰慕过言情小说家张恨水,还亲自跑去南昌见张。据说因为张长得太土,冰心遂没了爱意。

才女们的结局:个人或社会的悲剧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名言: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然而,民国的才女们是不甘心做弱者的,她们要做强者。因为她们聪明、漂亮、知识广博,她们要解放自己,像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样;她们要引领潮流,要为理想而奋斗,尽管她们的理想还比较模糊。她们出场时是那样地炫目,可落幕时却又是这般地冷清,冷清得让人不忍多看一眼。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反差和逆转?

萧红在当时是红极一时的作家,可她几乎很少有过快乐无忧的日子,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因为医生误诊错动喉管手术,过早结束了31岁的年轻生命。

丁玲虽然活了82岁,算得上善终了,但她还是不幸的,不仅因为她遭受了20多年的不公平待遇,还在于她复出之后,并没有成为文学界的中心。

丁玲的性格中有一个明显特征:会利用一切的机会和条件,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我价值,她有着强烈的功名心。这种性格意味着如果有才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定不会被埋没,但最终却会被毁灭,毁灭她的是别人更是自己。我突然发现,丁玲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难怪丁玲一直以革命者自居,一直鄙视从前的好朋友非革命者沈从文,在全国人民都反左时,她旗帜鲜明地反右。

从《水》开始,丁玲的创作便自觉地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以后,不管她的作品多么地政治正确,其艺术水准都与她1920年代末期的成名作“莎菲系列”相差甚远。丁玲曾经得到过革命阵营和党内高层20余年的宠信,而正当她志得意满、继续革命时,却被革命大家庭所抛弃。这个打击对丁玲来说是致命的,也是让她不能接受的。她曾经困惑,自己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领袖眼中的红作家,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呢?她只好把责任归咎于她的对手周扬,也怨恨了周扬半生。也有人说,是冯雪峰害了丁玲。然而,没有冯雪峰也会有其他人出现在丁玲的生命旅程中,丁玲亦会毫不犹豫地加入革命阵营,当然仍然是用文学作为资本。李达轩教授说:“丁玲和她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总是在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人格独立,并思考着女性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而在我看来,丁玲对光明的认识并不清晰,甚至是模糊的。丁玲最大的追求应该是永远立于潮头。

王蒙在一篇怀念丁玲的文章中为她鸣不平,认为丁玲早期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性,世界不应该冷待丁玲。关于她的作品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我同意王蒙对她的另一个评价或说观察:“一朝革命,便视天下生灵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我也同意王蒙对丁玲性格的分析:“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她是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复出于文坛,而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正因为如此,丁玲在复出之后,才那么重视自己的名誉,才会发泄对沈从文专著《记丁玲》的不满,并不停地讽刺和辱骂沈。李辉分析说:“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提到的对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

丁玲怨此恨彼,其实她不知道,这是她的必然归属,除了政治大气候的原因之外,至关重要的还是她的价值取向。她选择了革命,便只能承认革命的方式,以革命者的身份接受组织的安排。

在民国那一批才女中,庐隐和陆小曼是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的典型代表。她们的身上没有世俗,她们的字典里没有世故。

陆小曼有不少毛病,爱交际、爱花钱、我行我素,但她也有她的优点,比如诚实、坦率,而在我看来,她最大的优点是不世故。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从此远离社交圈,闭门谢客,更加疯狂地吸食鸦片和与翁端午同居,为此饱受诟病。胡适曾要求陆小曼离开翁端午,生活费用由他负责,但陆小曼拒绝了。她说,翁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她不能抛弃人家,尽管她对翁没有爱。由此可以看出,陆小曼是一个重情义、有个性的女子。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不仅在文学上成果斐然,绘画上也有不小成就——她是真正化悲痛为力量的。解放后,陆小曼戒除了鸦片,日子却过得十分艰难,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编辑好的《徐志摩集》也不能出版。陆小曼的母亲曾说,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韩石山先生说,志摩成全了小曼,小曼也成全了志摩;我要说的是,徐志摩成就的不止陆小曼,还有林徽因。

庐隐的经历坎坷,命运屡遭不幸,结局凄惨。但她对爱的态度是真诚的,也是负责任的。这一点,她和陆小曼有着相同之处,不同的是,她不会像陆小曼般放纵自己,而是积极地去面对困难。为此付出了她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她最后竟然死于因无钱上医院的难产。“我是一个心里藏不下丝毫渣滓的人,虽然留下不少的伤痕,也曾经上过很多当,可是我对于这些伤痕与上当的往事,只如一阵暴风雨,只要事情一过,便仍然是清朗不染纤尘了。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却又是一个爽朗豁达的人,我的宗教是什么呢,求其心之所安而已。不愿处以人难堪的地步,不愿损人利己,不愿无功受禄,不愿以手段对付人……我不是求死后进天堂,而是求活着的时候,不受良心的责备。有人称我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男女的恋爱而已。”(《庐隐自传》)由此可以看出,庐隐无论是对人生还是对爱情,都是光明磊落、认真负责的——可惜红颜薄命。

庐隐的不幸表明了,在中国社会,一位女作家,即便是才华出众的女作家,她们的命运也不一定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庐隐的纯粹。她渴望浪漫,渴望美好生活,把爱放在首位,她的悲剧命运就在于她太纯粹太天真。她是性格的悲剧,而非社会的悲剧。梅娘的悲惨命运与她个人关系不大,是社会造成的。

解放后,梅娘便从中国文坛消失了(平反后又写过一些文字),她先后在北京、东北、上海间奔波,当过中学教员、电影制片厂编辑,后因被打成日本特嫌、右派,强迫接受劳动教养,被开除公职16年,当过20多年保姆。

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到农影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当年名震文坛的“南玲北梅”。

凌叔华和苏雪林都是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终其一生的,其结局在民国才女中应该算得上是最好的。她们的共同点是婚姻皆不美满,尤其是苏雪林,结婚不几年便与丈夫分居,此后一直单身。这里,我想主要谈谈苏雪林。苏雪林现在被大陆学者、作家提起,恐怕更多的是她与鲁迅的结怨。

出场炫目 谢幕冷清: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
苏雪林

苏雪林在《鲁迅传论》中分析鲁迅的“性情与思想”,说鲁迅本性多疑,而且“出乎常情地多疑”,在谈及鲁迅的“思想”时,苏雪林认为他“阴暗空虚”,是一个“虚无哲学者”。在苏雪林眼中,鲁迅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人家无意得罪他老人家,他可以恨你一辈子。恭维呢,也不行,‘是人家公设的巧计’,‘用精神的枷锁来束缚你的言行的’。”苏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论及观点与思想的交锋,我欣赏胡适的风度,他曾与多人发生论战,有时甚至是水火不容,但他说话的方式始终那样得体,语气是那样平和,让别人输得心服口服。如果非得要骂,也应该是在别人有还击能力的时候——但苏雪林的骂是在鲁迅去世以后,这一点让我无法对她肃然起敬。然而,凭心而论,苏雪林指出鲁迅的那些缺陷和问题,也不无道理。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尤其是小说,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但反过来,鲁迅的偏执也是十分明显的。

关于苏雪林与鲁迅的恩怨,有很多条理由,其一,是说初出茅庐却已经名声在外的苏雪林参加一个文学集会,与鲁迅打招呼时,鲁迅对她的态度十分冷淡,得罪了她。其二,是说因为鲁迅对女师大的不断批评惹恼了苏雪林,因为她是同情杨荫榆校长的。其三,据说鲁迅不喜欢《现代评论》,而苏雪林恰好又在该杂志发表过文章,因此导致了他们之间的隔膜。恩怨从何而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得是否有道理,方式是否恰当。尽管我不赞同苏雪林批评鲁迅的方式,但我还是要为苏雪林说几句话。国内有不少学者、名流指责苏雪林不应揪住鲁迅不放,认为是苏雪林心胸狭窄、心理阴暗,想以骂鲁迅博取名声等,有的人还从苏雪林的童年、婚姻关系上找原因。我不赞成文人之间的思想交锋以骂的形式进行,然而,正如苏雪林所说的那样,她是仿效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不应只是指责苏雪林的“骂”,而忘了鲁迅的“骂”。

或许,苏雪林真的遭受了打击,包括童年的伤害,她的命运也很是让人惋惜。且不说她的文学成就和学术成果,仅就她抗战时期将50根金条捐献给国家,足以说明她的品德了。

当我掩卷之时,内心深处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凉。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这是一群不可复制的人物。我们唯有在阅读和想象中感受那种激昂和辉煌。她们的成就让我们惊叹,她们的勇气让我们钦佩,她们的命运让我们唏嘘。她们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永远也抹不掉的亮色。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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