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叶，是英才辈出的年代，尤值称道的是巾帼不让须眉。仅以“五·四”时期北京女高师而言：苏雪林、冯沅君、黄庐隐、毛彦文、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及许广平等，日后的她们或是成为卓有建树的学者、作家、教授，或是成为反封建、追求女性解放，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英才。让人颇为惊异的是，她们的婚恋、人生遭际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幸或坎坷。其中最为悲情的当属庐隐。
初恋男友林鸿俊
庐隐是当时与冰心齐名的“五·四”女作家。诚如她的名字所昭示：“庐”的真面目已被“隐”去。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她鲜少被人提及，近年才刚刚“出土”。她的惊世骇俗的婚恋又比她的作品更为世人所关注——性格即命运。
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闽侯人，父亲是举人。她出生时，恰逢外祖母去世。母亲视她为“不祥的小生物”，情感的屏幕上蒙了层阴影。生母不愿亲自喂她，雇一奶妈喂养。小庐隐模样不俊，身上长满疮疥，脾气倔强不讨喜，且好哭。家人均厌恶，差点被父亲扔进江流溺毙。奶妈看她太可怜，将她带回乡下抚养。3岁时，父亲鸿运高照，放任长沙知县，庐隐才被接回。三年后，厄运陡至，父亲突然病故。寡母带着庐隐兄妹五个来到北京，寄居在舅父的屋檐下。家庭的歧视、冷落严重地伤害了庐隐幼小的心灵。九岁那年，庐隐被送进收费低廉的女子慕贞学院接受启蒙教育，她“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地度过了灰色的童年。所幸大哥黄勉对她比较关爱，助她考进了女子师范学校，读了五年。庐隐聪明、勤奋，在师范学校时大量阅读古今小说，林纾译的三百多种小说，她都看了一遍，被同学称为“小说迷”。她在《红楼梦》《西厢记》和《玉梨魂》的恩爱情仇中植下了文学的种子。
17岁的庐隐已出落成大姑娘了。但她长相平平，扁平脸，塌鼻子，又矮又瘦。她自嘲“短小精悍”。已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同住的姨母家来了位亲戚叫林鸿俊，曾在日本留学，因父病回国，在北京逗留期间，与庐隐相识。林鸿俊长庐隐三岁，他欣赏庐隐的聪明、干练和善良，托人向黄夫人提亲。黄夫人觉得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拒绝了。林鸿俊很伤感，写信给庐隐，倾诉对她的仰慕，坦述自己幼年丧母、青年丧父的凄凉身世，以及不能与之结为秦晋之好的悲哀和绝望。这信引发了庐隐强烈的共鸣和同情，激起了她对母亲的势利的一腔义愤。“一个南方人，具燕赵慷慨悲歌”之气的庐隐，毅然决然地向母亲表示：“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意承受。”母亲了解女儿执拗的性子，只好退让，提出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大学毕业，学有所成后方可成婚。林鸿俊欣然接受，在婚约上签了字。庐隐为林的学费四处张罗，有一位亲戚动了恻隐之心，资助了林鸿俊两千元。
林鸿俊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工业专科学校。这时庐隐高中毕业，当时大学不招女生，她便在中、小学代课，游走于北京、安徽、河南之间。两年后，北京女高师招生，庐隐要去报考，母亲极力反对。庐隐为筹学费，又到安徽教了一学期书，积攒了200元，于1919年秋报考女高师，因错过考期在国文专修科旁听。一学期后因成绩优异与同为旁听生的苏雪林一起转为正班生。
那时，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学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庐隐借李清照的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述志。今天集会，明天游行，后天讲演，活跃非常。她被推选为学生会干事、福建同乡会代表，与学生会主席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三人年龄相仿(班上年龄长的有抱孙者)，志趣相投。四个人自制统一服饰，上着灰线套衫，下穿花边黑绸裙，颇有游侠味。四个人出入相随，形影不离。庐隐说：“我们四个人就像战国时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尝君，他有狡兔三窟(教师、作家、主妇)。”一时，“四公子”雅号传遍校内外。庐隐的文章写得俏拔，连自视甚高的苏雪林都说她“每遇作文时，先生发下题目，我们伊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端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按着纸，笔不停挥地写下去，顷刻一篇脱稿。”庐隐此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纵论社会，阔言人生，倾诉女性的苦闷与烦恼，向往女性的自由、解放。她悄悄地将自己与林鸿俊的恋爱过程写成《隐娘小传》，以表达她不计门第，不讲地位、金钱的恋爱观。
但现实是多变的
林鸿俊是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大学毕业后，要求庐隐践诺与他结婚。庐隐以自己还没毕业为由拒绝。在庐、林订婚后的交往中，两人志趣不同，渐生分歧。林虽经过“五·四”的洗礼，但思想守旧。特别是林毕业后，在山东糖厂当工程师，有经济实力，能让妻子享受闲适优厚的生活，他便劝庐隐在多事之秋的年代不要过多地抛头露面，不要热衷于社会活动，而应做一个相夫教子贤惠的知识女性。同时还表示他不满足现状，准备报考高等文官。云云。庐隐对林鸿俊这种庸俗的思想本就不满，又听说他这个工科出身的人要去报考高等文官，甘当军阀政府的政客，更为恼火。她对好友程俊英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性格豪放磊落的庐隐，真的与林鸿俊解除了婚约。
庐隐当初为“仗义”与林订婚，时下又因道之不同而与林分道扬镳。她的初恋，来也匆匆(草率)，去也匆匆(干脆)！显然，个中不乏他因。
有妇之夫郭梦良
1919年初冬，庐隐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郑振铎、郭弼藩(梦良)等人。郭梦良时为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生，在北京学联兼职。大会上，他睿智、简短的发言引起庐隐极大的兴趣。那时，男女生分校，大家相互不认识。开会时还男女分坐，中间用一条大白布作“三八线”。这次同乡会上，为弘扬“五·四”精神，大家决定创办《闽潮》杂志，由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是编辑。他们由此相识、相知、相爱起来。
郭梦良(1897—1925)是个性格沉稳、有思想、有大志的青年。他的人品和才华令庐隐倾倒。特别是郭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颇多创见，是位饱学之士。郭梦良也欣赏庐隐，在频繁的接触中作不懈的追求。他向庐隐坦言，他是有家室的人，20岁时父母包办成婚，与妻子谈不上爱情。他是新婚一月后才入北大的。
庐隐陷入两难的困境：一边是已订婚的林鸿俊，一边是有妇之夫郭梦良。她在《海滨故人》中尽情宣泄了她的彷徨、苦闷：“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就这揪心的烦闷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她说：“我倒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三个好友尽谏诤之责，几乎众口一词：请她慎重考虑。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她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他的一往情深。
1921年庐隐加入了茅盾、郑振铎创组的文学研究会。她是第一批会员，登记的序号是13，是继12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位会员，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她的《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铎推荐，已在全国最有影响的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这大大鼓舞了她创作的自信，她由此正式开始文学生涯。
庐隐就是庐隐，独一无二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面对家人的责难，亲朋的嘲讽和世人的唾骂，她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一语惊天下。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
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前妻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做小”的尴尬和卑微。她遭受到冷遇、歧视，犹如掉入绝望的深井。我行我素惯了的庐隐忍受不了“胯下之辱”，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闷郁结在胸。
悲哀的是，本生活在北京的庐隐的母亲黄夫人，从内心是爱女儿的。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她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后来，庐隐闹退婚，也罢。可她竟然下嫁一个有妇之夫“做小”。庐母遍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
庐隐与郭梦良又回到上海。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席不暇暖，无法陪伴庐隐。是时女儿出世了。庐隐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厄运接踵而来，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前妻一起过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在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回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与好友石评梅成为同事。石评梅的情人、中共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于北京陶然亭。庐隐以此为素材，写了《象牙戒指》。庐、石同是天涯沦落人，她俩终日以烟打发时光，以酒遣愁。或去陶然亭面对垒垒荒坟，放声痛哭；或强作欢颜，狂放高歌，游戏人间……郭梦良死后，庐隐写了啼血文字《郭梦良行状》，三周年时又写《雷峰塔下——寄到碧落》，以“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亡夫的在天之灵。
毁灭性的打击接二连三，1928年9月30日，庐隐最亲密的挚友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猝亡。庐隐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叶上的露珠，绝望中感叹“死比生乐”。
这时的庐隐虽是孤雁一只，但她的声名还是招来一些形形色色的追求者。一个在政法大学读书的叫瞿冰森的青年，是郭梦良北大好友的弟弟。在一次宴会上他与庐隐邂逅，对庐隐寄予很深的同情，关心、体贴、劝慰庐隐，并向她表示爱意。庐隐干涸的心田自然希望得到爱的雨露，但她考虑自己的处境，有点自卑，觉得“我不应当爱他，也不配承受他的爱”。她抑制情感的依恋，理智地拒绝了他。可瞿冰森并不理解庐隐的良苦用心，反用刻薄的语言讥讽她，而且竟带着一位靓丽的少女到庐隐面前炫耀。庐隐被击垮了，她真想一死了之。
“小爱人”李唯建
庐隐新寡时已年届三十，本就其貌不扬，加之心伤累累，她已把爱的梦想锁在心灵深处。郭梦良死后，她向“四公子”们表示：“我学静轩，抱独身主义，孤云般自由自在！”“庐隐丧夫后的一段光阴过得极为苦闷，生活倾向于颓废，常常喝酒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人颇多，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会对这些人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有人开口求婚，庐隐必将对方大大排揎一顿，将其轰出门去。”“这时候的庐隐似微有点玩弄男性的倾向，大概是由于心理过于郁结使然。”苏雪林如是说。
一个青年大学生，悄悄地走进了庐隐的视线，他叫李唯建。
李唯建(1907—1981)，成都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青年诗人，长得很帅气。常在报刊发表诗作，已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名流有了交往。庐、李的相识，确是缘分。某次，李唯建经梁漱溟介绍去北大哲学系拜访林宰平教授。李见林的书桌上有本庐隐与人合编的《华严月刊》，崇拜名人的他便萌生了拜访“浪漫女作家”庐隐之念。经林宰平介绍，他们相见了。初次见面，李唯建因路遥没能守时，庐隐面露“一些不豫之色”。但深入交谈后，两人在情感的深处产生了火花。李唯建是孤儿，早年丧母，他的潜意识中渴望“一个好的有力量的乳母”。而庐隐长他8岁，创作上又是成功人士，正是他想要的对象。
他们相识之后，便开始频繁地书信往来。通信时，李唯建自称“异云”，庐隐署名“冷鸥”。浪漫诗人李唯建在了解了庐隐坎坷的经历后，予以极大的同情，他自语“同情心太大太深，便变为伟大纯洁的爱了”。一只孤独的“冷鸥”在一片漂泊的“异云”中翱翔穿行起来。李唯建在信中渐谈渐深，大胆地表白：“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甚而膜拜道：“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面对情感的爆发，庐隐毕竟是见过世面的，李唯建的骑士风格、浪漫情怀和生性的随便，她是体察到的。庐隐还比较冷静，先是婉拒，后是疑虑，她直言：“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然而，信越通越多，话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直白。庐隐心灵的渴望，生理的需求，使她面对难以抗拒的诱惑再也无法招架：“请你用伟大的同情来抚慰我吧！”李唯建烤化了庐隐，终使庐隐眼前的“世界变了颜色”。庐隐情不自禁地融入了李唯建的怀抱。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庐隐是当红的作家。当初她与林鸿俊解约，公然下嫁使君有妇的郭梦良“做小”；如今新寡的她又带着前夫的孩子与一个小她8岁的大学生恋爱，这是一桩货真价实的爆炸性桃色新闻。社会舆论，亲朋故旧的指责、嘲笑、谩骂铺天盖地而来。一向具大丈夫气概的庐隐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心态，坦然以对。倒是她的老同学苏雪林为其辩护：“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李唯建将他们68封“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情书，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
1930年8月，庐隐辞去北师大附中教职，与她的“小爱人”(谢冰莹语)到日本度蜜月。
蜜月随着流水的日子淌去，积淀的是平淡。淡至发腻、发涩、发苦！
1931年8月，他们夫妇由杭州到上海。庐隐实现了她的“三窟”：教书(工部局一女中)；写作(最大的收获是以“一·二八”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焰》，突破她惯写恋爱和知识分子的框子，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做家庭主妇。但生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艰辛、繁琐累得她“像负重的骆驼”。“小爱人”李唯建呢，当初“你是我的宗教”的誓言已忘在脑后。他生性疏懒，不好好工作，长期闲散在家，又有大男子主义思想。庐隐曾劝他努力上进，他如风过耳。他不干家务，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区别对待。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喝酒浇愁，打麻雀消愁。而“小爱人”李唯建却趁庐隐外出打麻雀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时“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程俊英)。朋友们为了替庐隐分担，出面请舒新城介绍李唯建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
天妒英才。1934年5月13日，庐隐分娩时难产。为了省钱，他们没上医院，请民间的接生婆接生。子宫被接生婆划破，一滩鲜血，带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庐隐在转往大华医院的救护车上留下了遗嘱：“开追悼会要用基督教仪式，口中不断地念上帝，主。”庐隐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她36个春秋的人生之旅。
庐隐离世，李唯建悲痛欲绝，已不能作为。庐隐的后事由舒新城、刘大杰操办，葬于上海公墓。27岁的李唯建贫穷之极，无力抚养两个女儿。舒新城又出面，邀请庐隐的生前好友把庐隐的哥哥黄勤请到上海，将郭薇萱交给黄勤抚养，庐隐的著作版权也归她所有。庐隐周年，李唯建写《忆庐隐》追怀，70岁时又作自传体长诗《吟怀篇》回忆与庐隐恋爱、生活的往事。“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煞是委婉动人。
冷鸥衔走了异云。庐隐这朵“五·四”文坛上的奇葩凋谢了，诗人李唯建也自此在文坛上消失了。1981年11月，李唯建逝世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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