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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楼中的“艺妓”

2011/08/24作者/乐云阅读人次/17532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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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艺妓”一词来源于日本。艺妓是装饰艳丽的女艺人,擅长歌舞诗赋琴瑟,主要陪客人闲聊取乐。最初的艺妓是卖艺不卖身的,在一般嫖客眼里,她们高雅而充满神秘感。并且由于她们的收费很高,据说有的甚至每小时1万美元,所以服务对象只能是那些腰缠万贯的达官贵人,一般老百姓根…

  “艺妓”一词来源于日本。艺妓是装饰艳丽的女艺人,擅长歌舞诗赋琴瑟,主要陪客人闲聊取乐。最初的艺妓是卖艺不卖身的,在一般嫖客眼里,她们高雅而充满神秘感。并且由于她们的收费很高,据说有的甚至每小时1万美元,所以服务对象只能是那些腰缠万贯的达官贵人,一般老百姓根本无法染指。然而事实上,这种“卖艺不卖身”的原则到底执行得如何,却不免要打个大大的疑问。

  中国虽然没有艺妓的说法,但性质却大致相同,都挂着同样的招牌:“卖艺不卖身”。在人欲横流的青楼,一个挂着这样招牌的妓女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嫖客到青楼寻欢,主要的目的便是获得性的满足,而在视嫖客为上帝的青楼,任何得罪嫖客的行为都会砸了青楼的招牌,以后还会有谁到你这来玩?

  中国艺妓的存在要感谢部分嫖客的雅好。这其实涉及到中国青楼的功能,对男人来说,青楼不仅是一个寻欢泄欲的地方,更是一个社交应酬,交朋结友的绝佳场所。尤其是某些格调高雅的男人,他们到青楼的目的主要是收获爱情,因为在家庭,他们感受不到妻子的爱情,而包二奶和养情人又要冒极大的风险。在一个道德严厉的传统社会,男人去偷情,如果女方已结婚,那么他是破坏了别人家庭的完整,败坏了门风。而如果女方不幸是个未嫁的黄花闺女,偷情令她失去了女人最宝贵的贞操,那便是毁掉了她终身的幸福。所以一个受过正统道德训练的男人,一般都会避免犯这样的错误。

  青楼则不会受这样的束缚,传统的道德戒条管不到这里,因此它成为许多男人寻找爱情的世外桃源。

  中国青楼中最初的艺妓叫“校书”,这要多谢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是她提升了妓女的档次,使人们注意到,妓女不光有美色,还有多才多艺的另一面,故而薛涛受到后世妓女的广泛敬仰。

  薛涛是陕西长安人,幼时随父薛郧到四川,不幸父病身亡,身入乐藉。由于出身官宦家庭,她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才气横溢,特别擅长做诗。幸运地是,她生活在一个非常重视诗的朝代,擅长做诗极大地提升了她的名气。当时很多如雷贯耳的诗人,如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都曾是她的座上宾,并与她以诗唱和。据说在朝廷当“部长”的元稹便与她保持过一段暧昧关系。当时四川省的“省长”韦皋更是对她钦慕有加,一度想向朝廷奏封薛涛为“校书郎”的官职,只不过在幕僚的极力劝阻下方才作罢。

中国古代青楼中的“艺妓”

  没有了“校书”的头衔,不但没有损害薛涛的名声,反倒令她艳名大炽,赢得更多人敬重,人们干脆称她为“女校书”。诗人王建有诗云:“万里楼台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巾帼不让须眉,看来,薛涛的才气确实一流,能够在那些名士大家中脱颖而出,其才华不同凡响。

  但其他的妓女很少有薛涛的才气。因为才气这东西,一是天生的,二要后天的努力,能够做到这两点的妓女是凤毛麟角。当她们的才气不足以打动男人时,卖身便成为唯一的选择。

  所以笔者很怀疑中国是否有真正“卖艺不卖身”的妓女。多数时候,艺妓的招牌往往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妓院老板打出这张牌,目的还是要获得与嫖客讨价还价的本钱。试想想,一个长相漂亮的女孩便已是很大的诱惑了,又何况那些长相漂亮的女孩还拥有一手吹拉弹唱的本领呢?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守身如玉、不接外客的“清倌人”?如此一来,还有哪个嫖客能经受诱惑,坐怀不乱呢?

  通常情况下,妓院的鸨母会对嫖客讲道:“公子爷啊,我们这里的姑娘可是卖艺不卖身的,从来没有出过台,身子可金贵着哩!不过嘛……”话说到一半又吞了回去,其言外之意是,只要你出得起价钱,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这样的伎俩,只要不是傻子憨头,嫖客哪有不明白的道理?于是最后的问题就归结到一个钱字。一般的姑娘陪睡一晚要十两银子,我们的姑娘轻易不接客的,要接嘛,你就要多出点血,100两银子算了,很便宜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所谓的“卖艺不卖身”,更多是诳人的鬼话,这些姑娘,不过是高级的交际花罢了。

  但确实有的艺妓是靠手艺吃饭,她们是比较纯粹的艺妓。如中国近代的书寓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书寓是上海最高档妓女,也叫词史、校书。这一层次的妓女,沿袭中国历代曲部教坊官妓遗制,专门为客人弹唱、献艺、陪酒,类似日本的艺妓,卖嘴不卖身。所以上海人一般称这类妓女为词史、先生。她们的家门口,都会挂一个大大的红灯笼,标某某书寓,以示尊重。

  既然是靠手艺吃饭,那便要有真本事,要不谁个会心甘情愿捧你的场呢?据说,日本培养一个艺妓要花5年的时间,完成文化、礼仪、语言、装饰、诗书、琴瑟等课程,非常艰苦。同样,中国的书寓也是自幼拜师学艺,能操管乐、琵琶,会说书,善唱歌,有一定的音乐修养。但妓女要取得词史的称号,并不容易。

  每年春秋,妓界都要举行考核性会演。到时候,各家妓女集中到上海县城内小南门的园书场。应试妓女上场先说一段传奇,然后自弹琵琶唱一曲。到七八十年代书场大兴,书寓考核内容有所放宽,可唱京剧、昆曲代替说传奇,但必须说唱俱全,才具备词史资格,不能说白者则被淘汰。从这个意义说,书寓最初是卖唱的艺人。

  鸦片战争前,上海尚未开埠,上海城内的书寓并不多见。一般情况下,她们卖嘴不卖身,客人可以唤她们说书,也可呼她们陪酒,招待朋友,但不能公然过夜。她们的客人,也是那些身份较高的缙绅士商与文人骚客。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彻夜清谈、共话风骚的雅兴。清嘉庆年间的学者毛祥麟在《墨馀录》中讲,他少年时经常与朋友到当时上海的“虹桥”(今大东门东)猎艳。一次,他看上一位年方十六的妓女。该女孩本来是苏州地方良家女子,九岁时被鸨母收养为“孙女”。她长相清秀,眉宇间透出一种清醇淡雅之气,又会唱昆曲,吟诗文,操琴瑟,天生丽质。毛祥麟一见惊为天人,以后经常约二三知己,在女孩家小饮几杯。有时更是深宵不去,清茶闲话,连外面已凉月西沉,锣鼓三更都浑然不觉。直至后来这位妓女嫁人,毛祥麟还对之念念不忘,缅怀良深。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商品意识冲击着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金钱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真正听说书的嫖客少了,发泄性欲成为他们主要的目的。如此一来,单纯的书寓生意难以为继,原来的许多书寓纷纷下海,“长三书寓”应运而生。

  长三书寓,俗称“长三”。因为这类妓院中,喝茶三元,陪酒三元,留宿也是三元,故有“长三”之称。“长三”是头等妓院,为了标榜这里的妓女身价高,他们自称“书寓”,妓女称“先生”,似乎也是卖嘴不卖身的。但事实上,几乎都从事皮肉生意,只不过比一般妓女身价更高罢了。

  既然身价高,能为妓院老板赚回大把的钞票,故而享受的待遇也要高些。通常情况下,长三书寓都有单独的住所,她们的住所,多在僻静的小巷深处,非常清幽干净。并且,她们还有老妈子和小丫头服侍,不知道实情的,还以为她们是哪个有钱人家的小姐。

  比起那些妓院底层卖身的妓女来说,长三书寓人身自由得多。她们往往是由熟识的客人或客人的朋友叫局,实行的是“上门服务”。无事的时候,她们也可以随便逛逛街什么的,不会有人指指点点。反倒因为她们穿金戴银,珠光宝气,赢得路人更多的艳羡。

  但她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原因在于她们的开销太大。每个月房租水电,佣工的工资,还要付妓院老板提成,给政府上缴花税,沉重的经济压力经常让她们入不敷出。这就需要她们拼命地赚钱,能有更多的嫖客叫局。作为一个长三书寓,首先她们必须有一定的姿色,姿色太次的,只能做“幺二”,再低而一等的便只能做野鸡。其次,她们还要会媚男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嗲”。只有充分发动“嗲”功,才会迷住男人,好让他们下次再来,而且是最好多介绍几个朋友来。所以长三书寓的人往往是女人中的女人,女人中的极品。她们的风流韵事,被登上各种小报小刊,成为市民茶余饭后津津有味的谈资,甚而有的小说家还将她们的艳事写进小说,其轰动效应较之现在的娱乐明星一点也不逊色。

  不过,长三书寓毕竟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当,更何况天天都有年轻的女孩子“下海”抢她们的饭碗。即便像艳名远帜的晚清上海“四大金刚”,其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譬如当时大红大紫的林黛玉,几次从良,与人做妾,都因夫家不容而作罢。另一“金刚”金小宝,想通过读书来脱离苦海。在一个相好客人的帮助下,她如愿进入一所女子中学读书。谁知有一夜,她的国文教师应邀去吃花酒,同桌一个富商偏偏叫金小宝做陪。教师发觉这个聪明好学的女学生原来竟是名妓女,认为有辱斯文,当即报告校长,开除了事。连“四大金刚”都不过如此,其他的长三书寓便更是好不到哪去。好一点的情况是,她们嫁入夫家做妾,在鄙视与流言中度过余生。差一点的,便只好沦为站街的拉客女,风餐露宿,过一天是一天,最后疾病缠身,穷困潦倒而死。

  从这一点来说,长三书寓虽然档次颇高,但对于男人来说,她们依然只是心血来潮时的玩物,家里墙角间一只美丽的花瓶。只不过,这只花瓶价格不菲,如果打破了,会让拥有它的男人懊恼一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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