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十字街头的传奇女子

　　不知道自己是因为旗袍而喜欢上张爱玲，还是因为张爱玲而喜欢上旗袍，只觉得张爱玲最懂旗袍。她把旗袍演绎得极具东方魅力，无论是在她身上，还是她精致如旗袍般优雅的文字。才华横溢的绝代才女用旗袍演绎了自己一生的传奇。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63年前，一位17岁的教会中学的女学生写下了这句话，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段传奇的序幕。63年后的今天，无数的人甚至说不清是为她的文字所折服，还是为她的传奇所吸引。 

　　她出身贵族、才华非凡、性情怪僻，两次成功的出走、两次无论如何都算不得成功的婚姻。一个“传奇”女人。 

　　1921年9月，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大家族里，尽管她的抽鸦片讨小老婆早早成为生命空壳的父亲和崇尚西方生活讲自由独立的难免缺了些温情的母亲的组和在那个年代里并不鲜见，但是她的那位叫李鸿章的外曾祖父和叫张佩纶的祖父却成为日后“张迷”们认定她出生不平凡拥有贵族血统的明证。 

　　在那个封建士大夫家族没落的时代，幼年的张爱玲印象最深的是繁华的无可挽回，睡觉误了放鞭炮，“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由于父母间的争吵和战争，张爱玲的童年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关爱。但文学给了她巨大的安慰，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红楼梦》等文学名著以及父亲随手扔在公馆里的大大小小的报纸和刊物。9岁的张爱玲就开始投稿，她的第一笔稿费是五块钱，她用这笔钱买了一支口红，试图用来为自己的童年增加一点色彩，她成年后还念念不忘。事实上张爱玲的眼睛里从来就没有缺过色彩，她对颜色的敏感几乎是天生的，她的童年是在色彩中一点点摊开的：金色的小花瓷罐、黄红的蟠桃式瓷缸。 

     张爱玲上了中学，父母离婚，起先她随了父亲，继母的进门很快使她的小姐身份暧昧不明，尽管她十二三岁的涂鸦里就有盛大时装表演，尽管她发誓“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但她只能穿继母旧棉袍，“穿不完得穿着，就像浑身都长了冻疮，冬天都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继母的折磨远不止此一次，为了一点小事诬陷张爱玲，遭到父亲的毒打，被囚禁在一间空房子里，她看到了“板楼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于是有了第一次出走——对家的告别。从此，她自我封闭的内心更充满了敏感和警惕。

    母亲的接纳并没有带给张爱玲渴望的温暖，但至少使她学会了自立。中学毕业时母亲让她选择：“嫁人”还是“读书”？张爱玲选择了后者，我们无法揣测母亲的不幸婚姻究竟给了她多大的影响，但她明显对婚姻心怀恐惧，在毕业调查表的“最恨”一栏，她赫然填着“一个天才的女子忽然出嫁了！”然而读书却并非一帆风顺，张爱玲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只能懊恼地去了香港，因为抗战的爆发让她不能远行，当她已被殖民地的特异风情所吸引的时候，她的港大生活也在炮火中戛然而止了。

     1942年的下半年，张爱玲回到了上海，她和姑姑一起搬进了静安寺附近的常德公寓。新的公寓好像风水很好，或许是她得到了她一生中少有的平静时光，而且还有一点小小的却很强烈的成名的渴望，“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年仅二十多岁的张爱玲文思如涌，写下了许多著名的小说，一时名声大噪。更奇的是她在尽情地享受成功的快乐的时候，她仍旧不忘说“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苍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 

    尘世有多么繁华热闹，张爱玲随手轻轻一揭，却让我们看见繁华似锦的幕布后哀凉的人生荒漠。在一般的感觉里，苍凉就应该是灰蒙蒙的那种，有些恍惚，有些迷离，而她的苍凉偏不如此，五光十色的，温暖的，舒适的，但后来总归让你沉下去，沉下去，成了朵云轩信笺上的一滴泪珠。成了朵云轩信笺上的一滴泪珠也不要紧，好歹仍是一个红黄的湿晕。张爱玲笔下的苍凉总是湿润的，才分外的动人。于是，烂在紫色缎子屏风上的鸟至死也在织金的云朵里，一座黑漆漆突兀而孤单的半山中的园子也成了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 

　　生活中张爱玲的夹生脾气常常让人受不了，很多人在她那儿吃闭门羹，她亦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邀请。 

　　胡兰成第一次去拜访张爱玲，也吃了闭门羹，只得了一个通报姓名的机会，从门洞里递进了一小纸条，没有人知道他在纸条上写了什么内容，总之一向性情孤僻的张爱玲在第二天便回访了他，此后属于她的恋爱传奇就开始了。胡兰成向张爱玲要照片时，她在反面题了辞：“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那时的张爱玲不足二十三岁，尽管她看透了世间痴男怨女，但与比她大十五岁的结过两次婚的胡兰成的偶然相遇仍然使她不能自己。

　　胡兰成做过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中华日报》的主笔，胡当时由于内部斗争刚刚从监狱里出来，已经朝不保夕。张爱玲需要的一个知音，他恰恰是，热恋中的张爱玲是欢悦的。1944年，张爱玲和刚与妻子离了婚的胡兰成在上海结婚。没有任何的仪式，只是一纸婚书：“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然而张爱玲幸福生活很快幻灭了。1946年，由于抗战胜利更加落魄的胡兰成却又有了新好，张爱玲的千里寻夫的辛苦换来的却是心灰意懒。“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尽管张爱玲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情感不是千疮百孔的”，但她还是执着地追求着一份完整的感情，她知道“我将只是萎谢了！” 

　　抗战的胜利也使张爱玲的处境尴尬起来，她曾在有日伪背景的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她还是大汉奸胡兰成的妻子，她本来是一个远离政治的人，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张爱玲只有很识时务的保持沉默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爱玲成为上海市的文艺代表，但她对自己能代表什么人感到茫然，《十八春》里光明的尾巴是在给苍凉加一些保护色，但那骨子里的苍凉是遮蔽不了的。 

　　面对越来越浓重的政治气氛，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陌生和恐惧，她决定逃离，这是她生命中的第二次逃离，她一生都渴望安稳，然而这对她来说太难太难了，她注定只能飘零。张爱玲申请出境的理由是到香港完成学业。 

　　以后她又辗转到了美国结了婚，这回是和一个比她大30岁的美国过气的剧作家，他还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奉者。在汉奸悖时的当口，张爱玲嫁给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在资本主义的国度，她嫁给了一个共产信徒，面对命运的拨弄，她的传奇背后满眼凄凉。 

　　11年后，瘫痪的丈夫去世了，张爱玲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拒绝给所有的熟人回信、拒绝电话、拒绝见客，没有她所追求的爱，没有她曾过眼的繁华，她只是静静地活着。1995年9月8日，张爱玲一个人在纽约的公寓孤独地离去，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传奇在寂寞中拉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