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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旗袍

2016/01/29作者/王鹤来源/中国青年报阅读人次/17897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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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并非美貌绝伦的歌星影星或者秀外慧中的作家学者才配得上旗袍,三四十年代,女教师、女公务员、女职员等,外出时基本上身着旗袍。女学生们最爱穿的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还别有一种素净。出现在公众集会与外交场合的旗袍,则沉稳大气,有礼服效果。…

着装喜欢标新立异的张爱玲,在《更衣记》里为旧时女人缺乏时装而深深遗憾:“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因而,从前富贵人家六月里晒衣赏,若是“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可以触摸织金的花绣,闻到樟脑的气味。

除了式样沉闷,旧式女装的繁复、臃肿,也刻意遮掩了女性的身材、体态之美。就像张爱玲所说,“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花样旗袍

民国以后,尤其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万象更新,服饰日趋活泼新颖,女人的衣服再也不能像从前那般,可以长期存放在箱底、必要时还跟珠宝一样很受欢迎地拿去变卖,“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华洋杂处的上海,较早受到西方文明与服饰文化的熏染。早在清朝末年,个别前卫的上海女子已经开始穿上西式洋装,或带有西洋东洋元素的衣裳。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更是领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的时尚中心,最早的旗袍就问世于此。它既有20年代初期风行的长及小腿的旗袍马甲与喇叭袖文明新装的特性,又与当时新潮女子喜欢的西式连衣裙有相当高的重叠度。早期旗袍虽有中国传统袍服与清代旗装女袍的部分款式特征,但并非它们的简单翻版,它的缘起和风行,还浸润着西风东渐的养分。

20年代初期,曾有一些新女性为着男女平等的诉求,刻意穿着男式长袍。旗袍流行后,这股女扮男装的风尚消退。但是初期的旗袍,风格仍趋于中性。张爱玲的《更衣记》写道:

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早期旗袍确实缺乏明显的曲线,衣身、下摆都又宽又长。20年代后期,旗袍从起初的长及脚背、宽袍大袖,变得越来越有女性气息与时装意味,开始强调性别特征,与女子的身体曲线更为贴合。

1925年年底创刊的都市时尚类通俗文学杂志《紫罗兰》,由著名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周瘦鹃主编,杂志特别策划了《紫罗兰旗袍特刊》。周瘦鹃的《我不反对旗袍》说:“上海妇女无论老的,少的,幼的,差不多十人中有七八人穿旗袍。”可知在20年代中期的上海,旗袍已经非常普及。

经过“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洗礼,崇尚个性自由、求新求变的群体渐渐增多。社会日趋开放,妇女解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她们曾经被压抑的爱美天性也顺势释放,构成一股兴奋、活跃的时尚力量,推动着服装式样的变幻多端,旗袍的款式也随之日新月异,还揉进了西式裙装的诸多元素。多少代束胸裹臂的中国妇女,终于层层剥笋一般,开始展露身姿之美。

花样旗袍

旗袍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的衍变,基本上遵循着从保守拘谨向自由奔放、从中性风格到凸显性感的脉络:起初是下摆越来越短,最短缩至膝盖以上一寸。1931年又流行长旗袍,一度长到遮盖双脚,被称为“扫地旗袍”,之后裙摆又逐渐变短;袖口也缩小变短,从长袖变成短袖,再缩至肩下两寸,到1936年前后几乎是无袖旗袍了;领子曾经高耸及耳,此后越来越矮,还有过完全无领的旗袍;开衩则不断高攀,渐及膝部,1933年前后高到大腿,一度接近臀部,后来又慢慢降低,有时仅到小腿;腰身由宽松至越来越修身合体;面料日渐丰富,有厚有薄,甚至不乏轻柔透露的薄纱。

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服制条例》,确定以短衣长裙与长衣旗袍为女子礼服。“条例”对旗袍的面料、长度、颜色等,有详细规定,包括前襟右掩,长度在膝盖与脚踝之中,袖长过肘,面料用丝麻棉毛织品等。

30年代中期,旗袍的立领、右衽、开衩等特征和纤长细瘦的造型基本固定。它后来有过的诸多改良,是时装潮流中时髦女子不甘一成不变,随时在裁剪与搭配上的花样翻新。不仅旗袍与西式外套和毛衣、裘衣的搭配更为多姿多样,领部、袖子、下摆、衣襟等局部更是新意迭出,比如当年旗袍有过荷叶领、西式翻领、荷叶袖、开衩袖、美人肩(垫肩)、鱼尾摆、锯齿摆、双襟、长襟等各种别出心裁的款式。

女子的下肢曾经被长裙长裤遮得很严实。旗袍流行之初,有过袍中穿长裤的搭配,后来则多配以丝袜。从30年代初开始,穿旗袍而裸露小腿的女子越来越多。凹凸有致的线条,配以高跟鞋,别有一番摇曳与妖娆。曾有老派绅士对身穿轻薄丝绸旗袍的摩登女郎相当不以为然,因为微风吹过,开衩之处,可以窥见玉腿莹然。他们建议制定统一尺寸、不得违反的制服。

1933年至1936年,广州、南昌、南京、福州、济南、北平等城市,陆续颁布过禁止奇装异服的条例,要求妇女不得“裸足短裳”上街。有的城市对旗袍的尺寸等严格限制:长度须离脚背一寸,袖口最短应至肘关节,左右开衩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1935年的北平,还有军警维护风纪,将衣裳薄如蝉翼、裸腿不穿袜子的摩登女子,驱逐出戏院。

无论如何,旗袍已成女人的常备服装。三四十年代的城市女性,人人衣柜里都不乏旗袍。大街小巷的裁缝,很多是侍弄旗袍的行家里手。能干的主妇,还能自己巧手缝制。上海的鸿翔时装店等,更以擅长打造高档旗袍而驰名。

旗袍能凸显窈窕身段,固然适合苗条清瘦的年轻女子;对于略略发福、小腹微隆的中年妇女,其简洁熨帖的线条,又反而能使人显瘦,且别有一番优裕圆润。保留了传统女装元素,又从西式裙装中获得灵感的旗袍,充满时尚意味,端庄、内敛而不失张扬,含蓄、古典又饱蘸性感,在彰显女人的身体曲线与适度保守驯良、呼吸西风与借鉴传统之间,找到了迷人的临界点,堪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西方流行服饰文化交汇融合的神来之笔。

早期的月份牌,在清代光绪年间已开始印刷发行。上世纪初期,随着大批欧美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精明的商家巧施妙方,推销产品:借用中国传统年画的吉祥风味和装饰功能,在喜庆欢悦的画面中植入广告,随商品赠送顾客。人们在新年时挂上配有月历节气的招贴画,实用又好看,十分喜欢。商家的产品、名号等,也就“润物细无声”,渐渐为人熟知。后来,这种月份牌招贴画不仅限于新年派送;不少国产的香烟、化妆品等品牌,也竞相用月份牌宣传产品。

花样旗袍

月份牌尺幅大者超过一米,小的则不到一尺,推介的商品五花八门。通常,广告只占据月份牌的周边、角落等部位,并不影响画面效果。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等传播媒介缺乏或稀少的时代,月份牌广告画成为近代最早、最有效的商业海报,渗透市民的日常生活。月份牌兴盛于当时中国最大都市上海,后来辐射至全国城乡,甚至流传到香港与东南亚,风行半个世纪。

早期的月份牌上,既有传统山水画、吉祥图案,也有戏曲故事、工笔仕女。随着西风东渐,市井繁华,日益现代、多元的城市生活,新潮的商品、服饰与休闲方式,成为月份牌的描绘主题;美貌时髦的都市女郎,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人们因此干脆将月份牌称为“美女月份牌”。她们或为驾驶摩托、游泳、骑马、划船的妙龄女郎,或是携带幼子、漫步花园与闲坐客厅的少妇,身着洋派的西装、短裤、晚礼服、泳装等。但更多的时候,美目流盼的月份牌美人,还是一袭旗袍裹身。

月份牌风靡的二三十年代,恰好也是旗袍最受世人青睐的时代,两股风潮奇妙交融,彼此烘托,旗袍与月份牌遂携手迈向鼎盛期。郑曼陀、杭穉英等名家的画作,尤其受欢迎。

月份牌上的旗袍美人,既再现了旗袍(也包括女性发型、妆容)的流行风向,又引领了大众对旗袍的审美,还在无意间为后人记录了旗袍的流行轨迹。

月份牌美人的身畔,分别低调地陈列着阴丹士林布、香烟、花露水、婴儿代乳粉、可口可乐等各色商品,但画面凸显的,还是居中占据着大幅面积的女子。她们大多玉肌雪肤,丰腴华美,巧笑倩兮;虽然旗袍的衣、袖、领与开衩的长度、高度各有变化,镶边、纽扣、衬里与搭配等都不尽相同,但花色总体来说趋于明艳、富丽。加上她们喜兴、柔媚的表情,月份牌美人画的风格,十分甜腻软糯。

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文化兴致勃勃的碰撞,十里洋场的摩登,海派服饰的新颖,都被月份牌广告尽情展示。电影明星胡蝶等身穿旗袍的倩影,也进入月份牌中。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成为深受市民喜爱的娱乐方式,好莱坞影片与国产影片都颠倒众生。当年红极一时的明星陈燕燕、袁美云、徐来等,都青睐旗袍。1931年,著名的《良友》画报请来袁美云、黎明晖、胡蝶、阮玲玉等八位大明星拍摄合影,其中七人身着旗袍。胡蝶、阮玲玉等还着旗袍走上时装表演台;顾兰君因出演《貂蝉》声誉鹊起,她设计的一款腿部与袖口有较长开衩的新式旗袍,曾经在沪上风靡一时。

有几位女明星的旗袍倩影,最为深入人心。

花样旗袍
民国女星旗袍装合影

1933年年初,上海《明星日报》发起选举电影皇后的投票活动,胡蝶以21334票稳居首位。张恨水说:“胡蝶为人落落大方,一洗儿女之态……言其性格则深沉,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人物相比拟,则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一对笑盈盈的酒窝,让胡蝶在端庄之外平添妩媚。她就算红唇紧闭,依然有喜乐欢悦之色。尤其是微微低头、双眼向上挑着凝视镜头的经典仪态,美得恬静、安逸、笃定。

从年轻到老,胡蝶都爱以一身精致的丝绸或丝绒旗袍示人,有碎花也有大朵,或者素色镶边,或为局部镂空,下摆和袖口常缀有“蝴蝶褶”。她圆润莹洁的面容,高挑又适度丰满的身材,凸显了旗袍的雍容华贵。当年朱顺兴裁缝店的褚宏生师傅常帮胡蝶做旗袍,记得她喜欢复古式的花边,稍微带点镶滚。他印象最深的是胡蝶身着翠绿色胡蝶图案的软缎旗袍,看上去就像从画里走出来一样。30年代褚宏生为胡蝶做的两件白色蕾丝旗袍,2015年5月曾经亮相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镜花水月”服装展。

如果说,胡蝶带着一分风畅花暖的馥郁,让人联想到世俗的和美,那么,阮玲玉身上那股雾绕霜浸的清寒,则容易惹人牵出诗意的愁绪。胡蝶的情态比起阮玲玉,略微欠缺一点回旋、悠长的缠绵韵味。后者即便笑着,也有浅浅的哀婉和凄伤。难怪,电影史的研究者发现,当年喜欢阮玲玉的观众,多是学生或文艺青年;而胡蝶的粉丝,则以生活优裕的闲适阶层居多。

阮玲玉是我国电影默片时期最优秀的女演员,从1926年她16岁从影,到1935年去世,近十年间共出演了29部影片,其代表作有《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神女》《新女性》等。她主演的电影,观众往往每片必看。可惜她不堪舆论围堵与情感失落,过早凋零。

《新女性》导演、与阮玲玉曾经互生情愫的蔡楚生,忍不住对同事评点画报封面上阮玲玉穿格子布旗袍的照片:“阮玲玉是把旗袍穿得最美妙最纯情的女子。”阮玲玉的旗袍,既有一无装饰的素色,也有暗花纹、斜方格、小圆点等。面料虽有朴素的布料,更多还是质地与图案都俏丽华艳的类型,与她的当红明星身份吻合。她微微侧头浅笑的招牌式表情,带点羞怯,看上去也是喜悦的。只是,或许因为知道她结局的凄凉,于是总觉得那表情里面,似有一丝强作欢颜。阮玲玉差不多总是身着特别细窄修身的旗袍,她与它们一直都那么妥帖搭调,她穿出了旗袍的柔艳秀美。

金嗓子周璇去世已半个多世纪,至今还被人不断提起。她的电影与歌曲,代表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文化的高度,别有一番风味;今天的电影、电视、音乐、服装,如果想翻检老上海的华艳绮丽,渲染怀旧调子,首选的元素便是她。

周璇真是好看。怎么个好法?就像她的《莫负青春》唱的那样:“减一分瘦来增一分胖,一张樱桃口,一条悬胆的鼻梁。一双眼,两颗星,水上的波浪……”

那个时代,人们也在匆忙地追新逐异,并骄傲于当时的时髦、现代。然而,到底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骨子里又还是保守、老旧的。周璇那张脸和她的声调,就刚好凝固了古典的精致宁静与民间的浑成天然,加上“夜上海”的华靡,真是空前绝后,晚辈艺人使出浑身解数也模仿不来。

周璇的气质,与旗袍也是相得益彰。她精致的面容与卷发下,经常是无袖或短袖的丝绸花旗袍,无论站立或侧坐,扭头或直视,一颦一笑,都美目流盼,身姿袅娜。她与旗袍携行,成全了彼此的万种风情。

上世纪40年代末,许多电影从业人员陆续从上海南下香港,香港的国语片生产因此一派兴旺。当时十大著名影星王丹凤、白光、李丽华、周璇、胡蝶、陈云裳、陈娟娟等,有一张难得的合影,清一色身着旗袍。她们都正当华年,一个个娉娉婷婷,花容月貌,色泽或淡雅或浓烈的旗袍,又那么精雕细镂,挺括华丽。所以尽管时局变化,女明星们居然还撑得起一派花团锦簇、云蒸霞蔚的气象。

20年代后期,旗袍开始在北平、南京、广州等各大城市流行,然后逐渐向中小城市与乡镇蔓延,从30年代开始成为我国女性最流行的衣装。

女知识分子也纷纷换上了旗袍。才女与旗袍总是那么气息相通,彼此投契。这是一个特别养眼养心的名单。

林徽因是文字清丽的诗人、勤奋的建筑学学者,也是文化沙龙里风度迷人的女主人。1932年至1937年,她与梁思成等涉足河北、河南、陕西等地考察古建筑,沿途土匪出没,道路交通不便,经常深入深山野村,住破房,咽粗粝。那些日子,她经常攀爬在古老寺庙、塔阁、钟楼的屋檐下、房梁上,不畏危险肮脏,不避积年尘土,显示了精雅之外的另一面。

学生时代的林徽因,一身民国初期女学生最流行的上衣下裙。她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的西式装束,既有衬衣搭配西裤的简练,也有毛皮或呢料大衣的讲究。她身穿旗袍抚弄孩子、与亲友聚会或投身工作的照片,多见于1930年以后。旗袍基本上没有花纹或过多装饰,面料、裁剪都朴素简淡。1935年林徽因和梁思成担任天坛修缮工程的顾问时,登上祈年殿屋顶,那天她在烈日下就穿了一件浅色旗袍。

著名翻译家、教授赵萝蕤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有“燕大校花”之誉,后来考入清华研究院。她一生不辍地读书、翻译、做学问,弹得一手好钢琴,还在国内第一个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出版。

陈梦家是著名诗人、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学问口才俱出众,更兼风神俊朗。看他俩30年代中期的合影,赵萝蕤一袭淡雅的丝绸或绒面旗袍,无论长袖短袖、花的素的,都玲珑娟秀,沉静温婉;陈梦家身着长衫或西服,器宇轩昂。一对璧人,确实赏心悦目。

花样旗袍
林海音与孩子们

著述丰厚的林海音,一生出版了数十本集子,小说、散文、杂文等体裁都涉猎,同时创办并主持“纯文学出版社”27年,出版无数优质书籍。小说《城南旧事》被导演吴贻弓改编为电影,1983年上映后,大陆读者对林海音也产生浓厚兴趣。

无论少女时代当记者、跑新闻,还是做了母亲,前往台北,成为著名作家、出版人,林海音一生都偏爱旗袍——丝绸、棉布,长袖、短袖,薄型、厚型,种类很多,有时搭配小西服或背心,件件好看,浓淡皆宜。她的模样跟秦怡很像,那份极致的端庄美丽,在女作家里十分罕见。竟不知旗袍与她,究竟是谁衬托了谁。

“合肥四姐妹”给人印象至深的那些合影,往往都不约而同携手旗袍,大家闺秀的端方从容,跃然而出。其中,四妹张充和有更浓郁的古典趣味、更专精的造诣,被人们称为“民国最后一个才女”。她被书法、昆曲、诗词浸润的漫长一生,何其幸运、芬芳,张充和有一张抗战时期流寓昆明的小照,梳辫子,穿旗袍,坐蒲团,倚茶几,闲适安静,素淡清秀。环境与装束绝无珠光宝气,但有书香墨韵,绕身盈室。张充和跟今人对民国才媛的想象特别吻合,她的确为渐行渐远的旧时代,添了一抹淡而雅的身影。

张伯驹夫人、画家潘素年轻时的照片,看到的不多。但仅仅是她30年代摄于上海的那一帧,窈窕端凝,已经令人称奇。董桥先生《永远的潘慧素》说得最是深婉妥帖:“(潘素)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在电影明星身上显得华艳十足、略有一丝绮靡色彩的旗袍,一旦与女学人相伴,却又散发出那么浓郁的书卷气,知性、灵秀,兼而有之。不觉让人感叹旗袍“因人制宜”、变化万端的特性。

近些日子,民国名媛的老照片常被人们翻检出来,兴致勃勃地打量。那些发型与妆容精致、旗袍美轮美奂的女子,王莹、郭婉莹、张乐怡、黄蕙兰、严仁美、严幼韵、陆小曼、王映霞、唐瑛……都穿出了旗袍的东方风韵,华贵中暗含妩媚,美艳中不乏矜持。

并非美貌绝伦的歌星影星或者秀外慧中的作家学者才配得上旗袍,三四十年代,女教师、女公务员、女职员等,外出时基本上身着旗袍。女学生们最爱穿的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还别有一种素净。出现在公众集会与外交场合的旗袍,则沉稳大气,有礼服效果。抗战时期宋氏三姐妹以端庄的深色旗袍集体亮相的镜头,相当深入人心。

旗袍与中国女性的身材、气质,衔接得严丝合缝。无论华贵、鲜艳、灵动或质朴、素淡、沉着,尽皆适宜。旗袍参与塑造了民国女人的各种赏心悦目,以及现代与古典杂糅的东方风情。

花样旗袍

张爱玲的小说里,好似有一个小型旗袍陈列馆,从前人们经常采用的纱、绸、缎、香云纱、布、呢、丝绒等旗袍面料,好些都被她笔下不同身份、性格的女子采用。《十八春》里,上海的工厂职员曼桢,新做了一件短袖夹纱旗袍,粉红底上印着绿豆大的深蓝色圆点子——“这么娇艳的颜色,一向朴素的她平日绝不会穿,是要参加姐姐的婚礼才刻意挑选的;她跟世钧恋爱后,穿一件浅粉色的旗袍,袖口压着极窄的一道黑白辫子花边”,顿时显得妩媚。南京的富家小姐翠芝到表姐家做客,故意很低调地在杏黄银花缎旗袍外面,罩了一件翠蓝竹布袍子,仅在袍衩里微露华丽鲜亮。她出门看电影,则是高跟鞋配乌绒阔滚的豆绿软缎长旗袍。小饭馆的老板娘,“一件短袖子的二蓝竹布旗袍,露出一大截肥白的胳膊”;《封锁》里大学英文助教吴翠远有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色·戒》中初到上海易先生家的王佳芝,一身“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初见范柳原,则是一袭月白蝉翼纱旗袍。

50年代以后,与新时代显得气场不合的旗袍,逐渐淡出大众的视线。

2000年上映的香港影片《花样年华》,是对旗袍的一次深情回望,掀起一股持续良久的怀旧风,更为90年代重新袭来的旗袍热,再添温度。

张曼玉与梁朝伟饰演的一对邻居苏丽珍、周慕云,有一段欲进却退、欲言又止的缠绵,最后悄然分离。王家卫将这段压抑的情感,处理得异常简约节制:两个质地十分接近的男女,都那么隐忍、温良,从同病相怜到相知相亲,再到各分东西,整个过程既不呼天抢地,也无颠鸾倒凤,在外界也未掀起大风大浪,动静很小,仿佛来似春梦,去若秋鸿。然而,唯有当事人的心底,有过壮阔的、难以平息的波澜。

那是1962年的香港,市面也算繁华,却还没有太多大都市的喧嚣扰攘。镜头停留更多的,是陈旧狭窄的公寓,人迹稀少的小街僻巷,蒸汽氤氲的露天面摊;路灯黯淡,小雨斜飞,小提琴如泣如诉,一派低徊感伤;大部分场景都有点像迷蒙、昏黄的老照片,在其中进进出出的苏丽珍在给船运公司总经理当秘书,她总是一袭紧俏、过膝的旗袍高领,与环境异常协调。

苏丽珍得知丈夫与周慕云的妻子出轨之后,她与周慕云渐生情愫、彼此牵挂,他俩为何去何从纠结苦闷之际……那些色彩鲜艳或素净、图案灵动或沉着、无袖或短袖的旗袍,把她的落寞、喜悦、缭乱、愁烦,烘托得恰到好处。那些蹙眉、浅笑,还有她对他含着喜悦的一瞟又一瞟,眼风却是收敛的。这些很东方的表情,都要搭配旗袍才特别吻合,穿西式服装就不那么严丝合缝了。张曼玉修长、柔软、灵巧的身材,将旗袍婉转曼妙的风情释放到极致,就连缓步离去、款摆细腰的背影,都是美的。

花样旗袍

《花样年华》里苏丽珍所穿的20多套旗袍,是服装设计张叔平邀请年逾七旬的上海老师傅重新出山操刀,面料由他自己精挑细选,有些还是多年的珍藏。

电影结尾字幕:“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已不存在了。”“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

这几句惆怅之语,似乎也可以用来缅怀旗袍。

今天,旗袍虽然仍是许多女人的挚爱,但它最华彩的段落、它的精气神韵,已经留驻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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