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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人鲜为人知的兴趣

2011/10/18作者/余世存来源/摘自《非常道》阅读人次/1952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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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

  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

  秋瑾被捕后,山阴县令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传世的绝命诗。李钟岳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每天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为内疚。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之泣下。在良心的自责下他自杀身亡,离秋谨遇害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

  大概是受到嗣父行伍生涯的影响,袁世凯自小虽然轻视读书,却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喜好兵书,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

  黄兴曾写诗说: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罢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向落晖。又诗说:入夜鱼龙空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辜鸿铭怪名满天下。他在北大讲英诗,时而对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时而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洋离骚”是指密尔顿的一首长诗。罗家伦等学生在教室里对辜很尊重。五四运动时,辜在一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是暴徒,是野蛮。罗家伦受不了,质问辜:“先生,你从前写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知‘内中国而外夷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气得脸色发青,大眼睛鼓起来,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王懿荣爱好文物收藏。他对出土文物较多的河南、陕西等地,游历时总是流连依依,不忍离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曾说:“东坡说岐山购物惭,乃皮相耳。东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缠十万贯哉?若有之,决不上扬州。”

  傅增湘,字沅叔,为民国后校勘古书最多之人,平生所校书在千部以上。他曾由天津赴北京图书馆校书,住馆一百零六天,校书三百四十二卷,因该馆停闭才告一段落,可谓一痴。傅精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对古籍沉浮情况了若指掌。王国维叹谓:“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

  1910年,陈独秀给苏曼殊写信,问他:“有奇遇否?有丽遇否?”当时陈刚与高君曼同居,他得意地问苏曼殊:“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宋教仁认准事理便坚决去做,不为做事作任何掩饰。在民初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袁世凯,寄厚望于袁。在武汉,谭人凤好心劝诫“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并明确向宋透露:会党头目应某已经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巨额款项,需要戒备。生死攸关,宋教仁回以“杯弓蛇影之事”六字。陈其美、徐血儿等也劝他防备暗杀,他仍如无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

  陈其美好色。他曾向光复会中仅次于章太炎的二号领袖人物陶成章提出,要分用其从南洋带回的华侨捐款,陶予以拒绝,并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民国期间,高语罕、傅斯年、罗家伦、遂子、叶枚等人,在德国游学为邻。其中有的兼是同志、好友,有的则是信仰上的敌人,高语罕常于清晨到遂子家,多为党务。高深信共产主义,遂子极为反共,因其时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并为一家。二人表面上亲热,实则貌合神离。遂子回忆说,老高年迈四十,发已微白,近视眼,十足的学者风度,稍为酸气,同志们叫他“高老头子”,诨名又叫做“五姑娘”。有一天他对遂子说:“昨夜实在熬不住,又手淫一次。”虽可笑,但不失其为老实话,并证明他无桃色事件。

  1921年,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两人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处照相,再向亲友发一份通知,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杨亲自掌勺,做四菜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胡适朱征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李叔同做了和尚,学生丰子恺仍跟他有来往。弘一法师曾到丰家,丰子恺请老师就座。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朱湘脾气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认,“吾爱友谊,但吾更爱诗艺。”他跟徐志摩、闻一多最终没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处处碰壁,工作丢了,夫妻散了,朋友断了。他说,做文章误了我的一生。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有人说: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1900年他背离康有为的保皇立场,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作《新民说》,甚至提倡革命排满,后又“悔过自新”。民国后他曾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同流共事,袁氏称帝,他又愤起讨袁,他几次宣布脱离政治又一再热衷于仕途,像个纵横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识,却终难有所作为,梁评价自己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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